二叔的文章（精选7篇）

元宵佳节话偷青

文/张艺

偷青，是元宵佳节难以忘记的往事，是儿时过年最为期盼的美好时光。元宵一过，意味着热热闹闹的新年戛然而止，所以每次偷青过后，总是一番意犹未尽，对年味仍旧充满着一丝丝无形的眷恋。

偷青，顾名思义，与“青”有关，而“青”则指的是青色的蔬菜。记得小时候，白菜、青菜、小葱蒜苗、豌豆尖等小菜总是栽满了每户乡亲们的菜园子，娇嫩欲滴的一片片，甚是惹人喜爱。元宵节前夕，村庄里的小伙伴们总会挨家挨户悄无声息地“搜索”起来，以选择最好的菜地作为偷青对象。

元宵之夜，舞龙舞狮的鼓点进入尾声，夜，渐渐静了下来，小伙伴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各就各位，偷青准时开始。趁着蝉翼般透明的月色，一名小伙伴隐蔽在风口处放哨，我和其他伙伴们牵着手，学着偷偷摸摸的样子，全力屏住呼吸半蹲式前进靠近那块向往中的菜地。大家快速分散后，蹲在菜丛中，快速地摘取一些上好的菜品后，又沿着老路轻手轻脚地返回，整个过程一般不超过五分钟，总是怕被主人发现。

记得有一年，我和小伙伴们看好的一片豌豆尖与众不同，郁郁葱葱十分茂盛，竟然长得一人多高，那是隔壁二叔家的。二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爱串门”，都想着元宵之夜他肯定又到哪里看热闹去了。

那晚，我们来到了那片菜地，刚准备下手，菜地中央突然传来几声轻轻的咳嗽声，吓得我们赶快往回跑。慌里慌张中，头上戴的帽子掉在了地里也没敢来得及回去找。凭着自己的直觉和伙伴们的判断，那是二叔在元宵节守地，肯定发现了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二叔竟然给我们家摘来了一小篮子新鲜的豌豆尖，声称给我吃，并将捡到的帽子悄悄放在了柜台上。听二叔讲，原来，他家那片长得高高的豌豆尖是试种的最新豌豆品种，是专门栽种来卖钱的，不能掐尖的。在隔壁门缝里听着二叔和母亲的对话，我一阵愧疚，暗自庆幸二叔的咳声制止了我一次酿成大错的偷青。

偷青的对象虽然都是田土里的农作物，然而历来却有着独有的寓意，偷到“菜”，寓意“财”；偷到葱，寓意“聪明”；偷到蒜，寓意“会算数”，如此种种，往往让偷青富有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哥哥嫂嫂你别吵，青菜白菜我来讨（摘），他一把来我一抱，稀饭吃得呵呵笑……”儿时，菜偷到手了，我们怀揣着无比的喜悦，一路唱着童谣回家。

在某个伙伴家里，我们按照事先的分工，有的洗菜，有的淘米，有的烧火……将白菜洗净，细细地切成碎片，和着大米熬起一大锅稀饭，一边搅拌一边玩耍。一直到夜半三更，稀饭煮熟了，一人吃一两碗，各自才在大人的呼喊声中回家。

其实，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关于偷青的说法，偷与被偷都会带来新年的好运。那时，我们会去偷别家的菜，也希望自家的菜被别人偷，就是图个好玩和吉利。因此，元宵偷青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偷，偷菜的数量也并不多，就算是种菜的主人碰见了，也最多就是装作咳嗽几声，不会破口大骂更不会下地逮人。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偷青也为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们打开一扇约会之窗，成为了乡下农村人的“情人节”。元宵之夜，他们通常会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在尽情偷青之余，与心仪的对象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

就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偷青之夜，我和一位女孩也在村口的一棵枣树下情投意合地牵手，月夜下也立下了懵懂的山盟海誓。如今，下地偷菜的已不再是枣树下牵手的我们，而是我们的下一代。古老的习俗，仍旧在每年的元宵之夜上演和传承。

相隔数十载，偷青永远藏在了儿时的记忆里。

我的祖母

文/槐花小院

我的祖母是任和义的女儿。任和义是解放前我们虹螺岘乡最有名的掌柜。全乡人都叫他“任掌柜”。既然是掌柜，少不了家业。任掌柜早年在乡里开过两个店铺。一个在东街财神庙旁开了座“和义客栈”（现在叫旅馆）；一个在西街集市口旁开了座“和义清塘”（就是澡堂子）。任掌柜的夫人叫姬秀清，故把澡堂子取名“和义清塘”。一些过往的豪绅商客在客栈和清塘里面休息、洗澡、剃头、修脚、谈生意、抽鸦片，当地寻常百姓根本不会去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小时候听祖母和太姥（任掌柜的夫人姬秀清）讲的，估计能有这么回事。一是两位上了年纪的长辈怎能跟她的孙辈说谎呢？再就是我父亲家现在还有一根草花梨大秤杆，牛毛纹，能有拖布棍粗细，秤杆上面用铜线锉的“任铺”两字。这秤杆是太姥传下来的，可惜没有秤砣了。

后来，解放后土改。土地大规模转让，任掌柜家的客栈和清塘全都拆除了，任家产业也就衰落了。此时，任家的大小姐任玉兰已经嫁给了老官堡乡刘家的四少爷刘长荣。任玉兰和刘长荣就是我的祖父祖母。

祖母虽然是大小姐出身，但并没有娇纵惯性，却是一个性格恬静温和，勤劳能干的人。五十年代初，祖父已在城里工作，当时全国正搞肃反运动，他经常到外地出差搞调研。祖母一个人在乡下伺候公婆爹娘，照管我父亲和叔叔姑姑们。白天她到田里割稻子，打场，晚上回家还要烧柴，做饭，舂米，磨小豆腐，洗涮缝补，绣花样。祖母绣的花样在乡里乡外很有名气，南北二屯谁家要是嫁闺女，都请她在嫁妆的枕巾上、荷包上、鞋垫上、围裙上、绣个花花草草啥的，讨个吉利，也很好看。我曾亲眼见过祖母晚年在缝纫机的帷子上面绣一个“三娘教子”的图案，她绣人物的眼睛真是活灵活现。她绣的针法不是平针，而是回针。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以由深到浅，不漏痕迹，有立体感。

六十年代中期，祖父在城里马杖房有了房子，祖母便带着孩子们也从乡下搬进城里。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祖父就托人给祖母在马杖房锌厂下属的一个小硫酸厂找了份工作。记得七十年代末，我跟父亲去过一次祖母的厂子。父亲那时正开解放汽车在锌厂拉煤球，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整天跟着父亲开车一趟一趟坐着玩。有一次拉煤球途中，正好路过。父亲把车停了下来，对我说：“走！下车，看看你奶去。”小硫酸厂低矮、阴暗、潮湿，更带一股刺鼻子的硫酸味。几个女工们戴着防尘帽和口罩，穿着防酸碱的水裙大褂，一大盆，一大盆地往池子里泼绿色的硫酸亚铁。祖母看到我，格外地高兴，急忙摘下口罩，俯下身，把我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然后对我父亲说“找妈有事吗？若没事快带孩子走吧，这地方呛人。”临走时，祖母塞给我十元钱，笑着说：“留我大孙子买冰棍吃”，“刘学，路上慢点开啊！”

可以说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祖母家度过的。念书时的寒暑假期，一年当中的时令节日，没有一次不去的。记得腊八一过，离年根就近了，祖母就开始准备年货了，鸡，鱼，肘子，牛肉，粉条，冻豆腐，冻秋梨，蘑菇，黄花菜等等。年货都备齐了，祖母就开始包粘饽饽，因为祖母的老儿子刘斌（我二叔）最爱吃粘饽饽。祖母在集市上买来大黄米，然后让祖父骑自行车去玉皇阁磨面。有时在我的央求下，祖父也会带着我一同去，回来时我的小手小脸冻得红通通的，不过手上自然也会多几串糖葫芦。祖母把磨好的黄米面发在缸里后，开始煮红小豆，洗苏子叶。第二天黄米面发好了，祖母就在炕上包粘饽饽，祖父蹲在柴锅旁烧水，接着把包好的粘饽饽放屉上蒸。不大一会，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粘饽饽的香味顺锅盖飘出来了，真香！

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我二叔二婶带着我的堂弟刘志鹏从天津就该回来了。我父母和我的三个姑姑、姑父们，加上我们这些晚辈孩子们，全家二十多口人欢聚一起过大年，真是热闹。大年三十晚上，我母亲，二婶，三个姑姑在外屋包饺子。我父亲，二叔，还有三个姑父在里屋玩扑克。祖母把准备好的几根绿叶大葱，用红纸条缠好，放到每个屋门的梁框上，寓意门庭兴旺，郁郁葱葱。祖父烧香祭灶后，就给我们几个孙辈们发压岁钱——每人一张崭新的大团结。我和堂弟表妹们接过压岁钱后，都高高兴兴的跑到院子里去放鞭炮纵情的欢笑。

过完年，二叔每次离家走的时候都是坐早晨五点多的火车，马杖房去锦西这段路由我父亲开车去送。二叔临走的早晨，天还很黑，祖母四点钟就起来，戴着白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做饭。二叔二婶在屋里收拾行李，堂弟大概还没睡醒，懒洋洋的穿着衣服。祖母把饭做好后，自己就在厨房里背着身不出声的抽泣……年年如此。我每年寒假都在祖母家过年，所以这悲凉的一幕我始终难忘。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叔出国去大洋洲的西萨摩亚工作。我祖母想儿子，不知悄悄地流了多少眼泪。

一九九一底年，我从部队建平复员才得知，祖母已经患了肺癌晚期。当我赶到病房去看她的时候，祖母已经很虚弱了，正在昏迷。我握着她的手说；“奶，大孙子看你来了！”祖母微微睁开眼，看看我，长时间含泪的微笑。自祖母病后，我每逢星期礼拜都去看她，给她买对虾，买驴肉，买柿子，这些都是祖母爱吃的。我谈恋爱期间，我和女朋友走遍市里所有医院和药房，给祖母求医问药。买沙棘油，买灵芝粉，买各种防癌保健品，但病情还是不可逆转。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祖母永远的去了。任凭我哭的天昏地暗，地暗昏天，祖母却再也不能劝阻我的哭泣，再也不能唤我一声大孙子了。

祖母和我们永别，瞬间已近二十一年，人们都说时间可以冲淡哀思，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宠我、爱我、疼我的祖母。每年清明节，我和妻子都拿上几束鲜花，来到青山绿水的英山公墓，看看我的祖父祖母，顺便再看看任掌柜和我的太姥。我想祖母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欣慰的。今年是我祖母去世二十一周年，同时也是她老人家诞辰八十八周年。我谨以此文并代表全家来表达对她深深的怀念。

谁的故乡谁的愁

文/芥末

春节返乡，已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上海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磊光长篇累牍的，春节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在微信中甫一出现，便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关注。而我，就是那个相当地与他“心有戚戚焉”者。

文字很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与王磊光先生一样，我一直有很深的故土情结。因此即便在上海已经学习、生活了整整21个年头，虽然衣食住行各方面从模式上都已经被动地印上了“上海”的烙印，即使在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已经是代表了这一方人民，但骨子深处，这个寄居的城市在意识里依然是他乡。灵魂深处，四方院、青砖房、麦田青青、溪水环绕、牛羊成群，才代表了故乡的风姿，也是皈依的精神之乡。

每年的春节返乡，有亲情滋润的需求，有探望父母的义务，更像是一种思想与魂灵的回归，连儿子也似乎慢慢被我浸染。春节前的返乡有个反复，因为对某人的歉意，在定下归期后短暂犹豫着是否留下过年。和儿子说起，他很愕然：为什么不回啊？不是说回去看姥姥姥爷吗？

和儿子对我的短暂犹豫很不解一样，我对儿子向往回我的家乡，也大大吃了一惊。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代移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自认他是“上海人”，当然这个称呼，不论是从户籍的注册还是身份证的编码上，都是名至实归的。因此在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祖籍和故乡的观念时，我曾经很不确定他是否理解这些复杂称谓背后蕴含的情愫。记得儿子幼儿园的时候，大姐接他回家，路上遇到乞讨的小孩，天真烂漫的他竟很不屑地呼那个乞丐“外地人”。大姐回家与我说起的时候，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生气的是，纯净可爱的孩子竟然这么缺乏对弱小的同情，好笑的是，他究竟是从何处沾染了一部分阿拉的通病：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呢？或许就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向他灌输了祖籍与故乡的概念，教他尊重与同情弱小，让他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让我欣慰的是，如今的儿子绝对是一个善良敦厚的好孩子，甚至是善良的过了头。有次乘地铁，遇到一位带孩子乞讨的女人，他把口袋里一张五十元钱给了人家，那可是我给他一周吃早饭的钱。回家告诉我时，还连连叹息，乞讨的女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盘缠也没。

在我委婉地表示，他可能遇到的是一个骗子时，他甚至有些些激动，觉得不可能。而且认为即使人家是骗子，或许她真的很需要那50元，她不是需要回家做盘缠么。

好吧，我只好很欣喜地想我对他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成功的。这次春节回去，看到这半大不大的小子，和外甥、侄子到处疯跑，去人家小店里买一只一只的小鞭炮、燃放时如麦穗般的小烟花，在院子里燃放，到野外的麦田里放许愿灯，甚至如几岁孩童般手持手电筒躲在黑漆漆的院子外，一次又一次往小水池里仍炮仗，如脱缰的小马般自由快乐。我一下明白了，他为何执意想回到原本认为与他无关的我的故乡，对一个可能是骗子的乞丐慷慨解囊，或许只是因为在潜移默化中，故乡这个词在他心里的分量与日俱增，故乡给予的欢乐早已经超出了所有与它有关的负面：水土不服带来的皮肤过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快乐，50元钱可能助那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回到故乡也远超过被骗的遗憾。

故乡，对于如我一样的游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如王博士所言，那儿是我的根。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儿享受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享受了田野山川赐予的乐趣。故乡的一草一木，风物人情，早已经深深地在我的心底打上了烙印。即便是二十年后，面对它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接受它早已经不是我幼时的模样，深深地失望过，但我依然爱它。那份爱，随沧海桑田的世相无关，只因血液灵魂已紧紧与它绑缚在了一起。

但是对于儿子的吸引力，从何而起的呢。我只有从春节期间那些零星的鞭炮、琐屑的欢乐里找寻到答案了。这种纯粹的快乐，注定是繁华陆离的大城市，很难给予他的。

每年春节回乡，我都会去旧宅看老屋。难得的一个温暖午后，在孩子们的陪伴下，穿过仍住着稀稀落落几家人家的村庄，走过那条无数次延伸到梦中的熟悉小路，打开那扇熟悉的院门，我才真切地有了回家的感觉。 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压水井，曾经光滑的铁质的把柄上已经锈迹斑斑，儿时宽敞平坦的方形院落，长满了枯黄的杂草与无数的小树苗。那些小树苗，与所有故乡的树一样，到了冬天只剩了光秃秃的枝条， 但我依稀能认出那些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小树苗，哪些是枣子树，哪些是春树，哪些是杨柳。那几株如古董一般，从我记忆时起就生在那儿的几株高大的枣树，依旧在暖冬温煦的阳光下静默着，枝条遒劲。透过那些斑驳光影，我依然记得它们年轻时的模样，它们开在春风中的如米粒般淡黄色的枣树花、初夏时青色的果子一串串垂在枝头，深秋时红色的枣子骄傲地在高高的枝头诱惑着我，在青色的天空下我贪婪地目光，越过那些婆娑的稠密的树叶，凝视着它们，我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在那稠密的枝叶间打枣。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所有那些片段，所有的影像一般的过去，如电影的特写，定格在我记忆深处。

当然，每次回去，也都免不了伤感：风雨的侵蚀下，主屋的一面墙壁已经倒塌倾覆，裸露的墙壁上还依稀能看到当年张贴的年画。我一直担心，曾经留下我们无数欢笑与足迹的老屋，寄托了深厚情感的旧宅还能坚持多久。那些断壁残垣、蛛网纱窗，那些红花柳绿的年画，那些长长短短的年画间那些已经破烂的小奖状，深藏着我和妹妹的功与名。那一组红楼十二钗的美人图虽然已经残缺破败，但当年的风光我依然记得。它们也是经历了万水千山，由远在辽宁的二叔委托邮差，辗转而来。二叔十八岁参军，升至团级军官后转业到了他乡，三奶活着时他几乎每年春节还乡，不能还乡时必寄了各种年货回来，那些印制了明星美人的抢手挂历便是二十年前他寄回的年货之一。写来的家书结尾必有以下这句“大哥、大嫂，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二叔是部队学的文化，但字也的端正有力，每次的家书由我去为三奶宣读，回信也是由我执笔。现在想来，那些千里辗转而来的包裹里，那些平实真切的字里行间，曾经寄托了他多少的乡愁。如今，三奶去世也二十多年有余，他自己也成了耄耋老人。去年春节回去时，我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与父亲通话。父亲严重耳背，知道是与二叔通话后，他激动得流了泪，虽然听不到电话那端的通话，一点没有影响他自顾自的热烈对答。电话免提，听到他们兄弟鸡同鸭讲的通话，我几乎想笑。但是，听到二叔在那端的抽泣：大哥，我好想你呀。又忍不住心酸落泪。故乡，对我来说，仍是可望可及的地方，一日千里，我便可以消解那份若有若无的乡愁。但是对于已经八十岁的二叔，那份乡愁或许只能止步于千里之外了吧。

驴背上的年

文/李丹崖

您有没有养过一头驴？

眼皮朝下，油黑毛发的那种，早些年，乡间多用它来拉磨，也用它来驮粮食，亦驮人。

二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大年初二，二叔去他几个舅舅家里走亲戚，距离较远，二叔的舅舅又多，二叔用一头驴拉了一个板车去的，车上驮着半车的节礼。二叔手执着鞭子，坐在板车上出发了，驴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很有意趣。

去舅舅家怎能不喝几杯，年关，人都闲了，难得一聚。二叔在舅舅家吃多了酒，迷迷糊糊地朝家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裹着他的绿大衣，往板车上一躺，一路上叮叮当当，二叔的鼾声与驴铃声交织在一起，在皖北平原上一路蜿蜒。不知道过了多久，天摸黑的时候，二婶听到门口有驴铃声叮当作响，开门一看，二叔正躺在板车上，那头温顺的小黑驴把她的男人拉回来了。二婶把二叔搀到床上，给驴拌了一些好草料，作为犒赏。那驴低着头，吃得很滋润。

二叔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很是自豪，他养过这么一头忠诚的驴，那头驴跟着他七八年，直至老死槽枥之间。二叔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现在想起来，心里仍像喝了二两老酒，舒坦得很。二叔的鼾声，还有那叮叮当当的驴铃，或许就代表了记忆中过年时的那份熨帖吧。

爹亲叔大

文/徐艳丽

老话儿说“爹亲叔大”。我唯一的叔父是爹的同一曾祖父的堂弟。而我们兄弟姐妹对叔父最原始的尊崇是在母亲日常闲话里积攒起来的。

因为爹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八路军，一去就是二三十年，母亲一直带着我们生活在姥姥家。大概母亲是怕我们忘了根本，总是时不时地跟我们唠叨一句：“从根儿上找，就你们那个黑二叔才是家里人。”这只是一段话引子，接下来母亲便会陈芝麻烂谷子地说到我们家族的老底：从老祖宗如何挑着儿女闯关东，如何在大赉这块宝地落脚，又置办了多少良田、开了几家商铺，再到那年闹“霍痢拉”一家二十几口人只活下来爹和两个叔叔，再到小叔八岁时在黑鱼泡不幸溺亡。不管话茬扯到哪儿最后一定归结到二叔身上：“你那黑二叔虽说是‘梦生’，五岁时又没了妈。那‘牛眼珠子’一转，净道儿道儿。跟你黑二叔一块儿学中医的有多少人，哪个能赶上你黑二叔！”然后就是历数二叔怎么用一把苦麻菜治好了谁家老人的痢疾；几副草药治愈了谁家夫妻的不育症；谁长了疙瘩疖子差点命归西天，是二叔给夺回来的命。反正在母亲嘴里我那黑二叔就是华佗在世。

第一次见到二叔是在哥哥的婚礼上。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家住在县域的最南端村子里，而二叔那时被下放到本县最偏远的西部乡下，两家相距百余公里，交通又不方便，大家难得见上一面。

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哥哥婚礼的二叔，却被乡邻们争着抢着请去看病。仅大哥哥六岁的二叔显得那么老成，盘腿坐在炕头，给东家三姨把完脉，又给西家八舅开药方。说话的语调很沉稳。身材清瘦，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大。走起路来还有点外八字脚，脊背也不是很挺拔。只是背头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黑得闪光，把一口牙齿映衬得煞白。还有母亲说的“牛眼珠子”在长长的睫毛掩护下很深邃，也有些犀利，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对“爹亲叔大”的亲身体验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家随着爹转业回到故乡工作，也搬到了县城，二叔每到县城办事都来我家食宿。二叔爱吃大块肥肉，母亲就把每人每月供应的五两肉票拿出来，托人买点肥肉切成大块放在菜里，盛菜时把肉放到二叔的座位那边。

二叔爱烟爱茶爱诗书。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每次来我家都会背一口袋自家种的叶子烟。他说别人家的烟他抽不惯，自家的烟从种到收到晾晒都自己经手，心里有底。自带茶叶是因为怕给别人增加负担。

那个年代喝茶是一种奢侈，谁家都不富裕，喝了人家花钱买的茶，心里不落忍。我的黑二叔就这么别致。

有一次二叔看我正在读《东周列国志》，就问我：“能看懂吗？”我说：“书里都是繁体字，我得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于是二叔就开始给我讲起了“东周列国”。从“烽火戏诸侯”讲到“宋襄公假仁失众”“荆轲刺秦”。差不多把全书给我做了梗概介绍。正读初中的我，对二叔的满腹经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叔的性格和他的容貌一样——棱角分明。只会做学问，不会钻营，更不会顺情说好话。和他一起下放的多数人都返城了，二叔在那个穷乡僻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他说：患者没有贵贱，大夫在哪儿都是给人看病的，分什么城里乡下。这就是传说的医者仁心，心静如水吧。

1980年，医药界也恢复了技能考试制，43岁的二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医师证，并被组织上安排到卫校授课。现在已是教授级别的主任医师。他与人合作编写了一本专业书籍《中药心法》，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的父母已去世多年，二叔是我们今生唯一血脉相连的长者。有他在，我们这个家就多了好多情趣和话题。

在二叔跟前，我们这些最小的已经年过半百的兄弟姐妹们还会孩子般的撒娇争宠。

弟弟最爱炫耀的就是：“二叔最稀罕我。如果不是大哥牺牲了，二叔就把我抱养过去了。”妹妹则会十分不服气：“哼！二叔最稀罕我。小时候二叔总哄我玩儿，还给我整好吃的。”

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跟他们争宠。亲者爱其弱。由于婚姻的变故，我成了这个家族的弱者。二叔对我更是格外疼爱。每逢年节或二叔的寿辰，我花点钱，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后二叔一定打发他家的大妹妹给我送回来，并且还得再三叮嘱：“别让别人知道。”有一回我去二叔家，妹妹刚拿过杯子要给我倒茶，二叔赶紧拦住：“等一会儿。”然后起身上楼去了。妹妹冲我做了个神秘的鬼脸。妹夫笑着说：“肯定是给二姐取他的好茶去了。表姑上回从福建回来给他带的大红袍，人家谁都不给喝。”正说着，二叔果真拿着大红袍过来了，捏了一撮放到我面前的茶杯里，然后示意妹妹倒水。我们姐仨相互使个眼色窃笑。二叔也不抬眼看他女儿女婿的表情，自顾盖好茶桶盖子又送回到楼上。

说不清是遗传还是熏陶，无论是我的一奶同胞还是二叔的子女，个个有情有义，敢于担当。尽管我们这一代已是徐氏血脉的第五支流，但依然是手足相惜，唇齿相依。

有二叔这棵老树根盘在那儿，我们这些细枝嫩叶，不管长多长，长多高都有所依赖，都有来路可循。爹亲叔大。爹不在了，叔就是我们头上的天，脚下的地。抬起头，一片晴朗。迈开脚，步步踏实。

一个人的烟火

文/年华似冰

一

母亲属蛇，生于1953年，一出生就赶上挨饿，一长大就经历了文革。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因为对饥饿的恐惧，对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们往往不挑食，任何食物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平等的。也因此，美食是一种奢求，吃到美食如临天堂。这与前面说的任何食物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并不矛盾。食物只是用来充饥的，美食却是用来享受的。感谢母亲，她使美食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在充饥的同时又对食物有了更多更美的追求。

姥姥对母亲不好，非打即骂，从出生到出嫁，母亲几乎每天都在忍受着姥姥的鄙视。母亲现在已经释怀，然而，二十多年时刻存在的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恐惧一直影响母亲到现在。每当有人声音大点或紧张点跟母亲说话，她就本能地心慌然后出汗，好像厄运降临。所以，我和妹妹对母亲说话的时候不管多大的事都心平气和，不管跑多快跑多远，都会在门口把气喘匀了再走到母亲身旁说话。

姥姥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全部成活。在没有另外两个小女儿的时候，她最爱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对母亲总是怒目相向，稍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据母亲说，姥姥是有严格的家规的，比如家里偶尔吃一顿面条，最大的碗当然是姥爷的，然后那些面条是这样分配的：大儿子一大碗，因为大儿子有政治前途，十六岁入党，后来成为了这个村的村长；二儿子一大碗外藏起一碗，因为他的二儿子脾气暴虐，吃完一碗如果不饱就会骂娘，也应了好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三儿子一大碗，因为他最小也最乖。而母亲，只能继续吃那难以下咽的红薯干。有一次母亲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原则，拿起红薯干扭头离开了锅台，在院子里抽泣着吃完自己的晚餐，姥姥拿起笤帚照着母亲的头扔去，一边还骂骂咧咧：娘的，吃着我的饭还生我的气！

红卫兵当时差点把姥姥拉出去批斗，理由是她“虐待毛出席的儿女”.结果是我的姥爷的当村长的大哥依靠自己在村里的权势和心机把几个红卫兵忽悠晕了后以每日清晨对母亲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作为惩罚了事。

母亲的待遇当然没有改善。

母亲结婚了，没有嫁妆，她被一个人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接到了我的爷爷家。每次回娘家，母亲都要为姥姥买她爱吃的口酥，姥姥舍不得吃，都会给他的三个已成家的儿子送去，然后规定母亲要把自己家打的粮食分点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三个儿子过得不好。

姥姥最后是得肠癌去世的，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天赤手抠她的排泄物，从来没皱过眉头。她把自己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炖了一块一块的撕给自己的母亲吃。

在母亲面前飞扬跋扈了半辈子的的姥姥，终于低头。每次因病痛叫唤得不人不鬼的时候，她只想攥住母亲的手。“我只有这一个好孩子，我想吃你做炖的老母鸡”就是她全部的临终遗言。 二

父亲当了五年的民办教师，月工资五元至十元不等。1984年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有编制的教师时，他决定碰碰运气去考师范。

上午考试完，父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母亲问：还行吗？

父亲答：不好。几个一块去的人考试完后对答案，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估计考不上。

母亲什么也没说去做事了。

我下午不想去考了，父亲已经心如死灰。

母亲又回过头来，皱着眉头说：那怎么行，碰碰运气也得去。

天降大雨，母亲把化肥袋子做成个简单的斗篷。她一步一步艰难的在泥水里挪动着早已灌满水的布鞋，那布鞋一会掉在身后的泥水里，深陷其中，母亲只能退后一步找鞋。就这样走走停停，伛偻的身影伴随着雨水，她敲开了村头老王家的门。

老王问：啥事？

母亲答：你的雨靴子在家吗？他要去考试，怕陷在泥里走不动耽误时间！

母亲把靴子放进化肥袋子原路返回。

回到家，母亲生火做饭。她把家里的老咸菜放在篦子上蒸，出锅后加入仅有的一点麻油放入葱花和香油。这是给父亲在路上吃的。拿出刚蒸的馒头，和咸菜一起放进化肥袋子，硬推着父亲离开家门。

父亲考上了，是镇里唯一的一个。

父亲说：是你做的咸菜帮我的忙了。

三

三块立着的板砖，围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上面支着一口小小的铁锅。我从家门口拾来麦秸秆做柴，母亲轻巧地划了洋火，顺着秸秆那火苗蹭蹭往上挠着锅底。一看到这个我心里的小兴奋也像那火苗一样。那时候，家里穷，舍不得点煤，每当母亲在院里点起柴火支起锅就代表家里要开荤了。母亲倒上油，那油是家里种的菜花打的菜籽油，一进锅就“呲”的一声，然后贴着锅壁抖动起来。母亲把早已切好的葱姜蒜放进锅煸炒，一会由锅底散发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我闻着那夹杂着土香、油香的气息，

肉是五花肉，白的地方是那种精白，红的地方时那种暗红，刚放进锅，猪油便从肉中挤出，加入了这场欢乐盛宴。肉炒半熟，母亲往里面放入茄子，有时放白菜和粉条，加入各种调料，盖上高粱杆截断用纳鞋底的绳穿接而成的老锅盖，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仿佛是一种煎熬，母亲的菜出锅了。肉闷茄子或者白菜肉炖粉条，名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香味已经弥漫了整个小院。母亲微笑着看着两个馋猫，“哈哈，别急，都有”.母亲把菜一分为四，她和父亲的最少，我的最多，上面漂着大部分的肉片，临了母亲还要把她碗里的分给我一点，然后看着我大快朵颐。有一年冬天吃粉条的时候，由于用力过大，那粉条被我吸在了鼻尖上，满是油，母亲的笑声吓跑了冬日的雪花。

母亲的饭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天资聪颖，作出的饭绝对一天不会重样而且充满创意。比如鸡蛋汤里会加点精心调制的葱花，那一抹碎碎的葱花在汤碗里围城个圆，如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跳舞的则是那松软的鸡蛋花。

四

烹饪，在母亲的眼中没有固定的法则，一切以口味为先。我最爱吃母亲做的排骨。母亲爱干净，所以买回的排骨会反复清洗，把裸露在外的猪血洗净，然后入锅用水煮上一煮，撇去浮沫，空干后用油炒，加入花椒、茴香、陈皮。加水母亲有讲究，要想汤味鲜美加凉水，想肉嫩加热水，如果两样都要，则加凉水大火烧开，转入小火慢炖。做法不复杂效果却出奇好。出锅的排骨加入香菜，肉香裹挟着菜香一起涌入鼻孔，舌尖上的味蕾顿时兴奋起来，跳舞般吸引着口水直流。

仅仅吃肉是不够的，母亲的精心还体现在吃肉时要配上蔬菜，调个凉黄瓜或者凉拌银耳，多放醋，既解油腻又清口，荤素搭配，这一张一弛之间体现了母亲高超的智慧：既严格又温婉，既雷厉风行又细致入微。

五

母亲乐善好施，家里做了点稀罕饭，她总会和邻居们分享，有时是一碗肉，有时是蒸年糕，有时是几个粘豆包……

我们村西头有一位对书法颇有研究的女教师在受了母亲年糕的恩惠后欣然提笔，把一副“蕙质兰心”的字裱好送到我家。

邻居二叔最爱吃母亲包的大包子，拿起一个先吃一头，那里的面多，却浸了肉香，吃到中间，白菜和肉香混合，双重的美味，吃到最后，还是面多一点，却是白菜和肉香兼具。母亲好像施了魔法，她做的包子放油很少成熟后那油却如蜜汁般溢出，二叔吃着还不忘舔着流到手指间的油水，“孜孜儿”的惹得我们指着他的鼻子说馋。二叔佯装生气，“我馋，你该怪***包的包子馋人！”我们哈哈笑起来，我们当然知道啦，因为他已经吃到第八个啦！

后来，二叔去城里干活，饭顿的时候，一大伙子人挤在一个包子铺里吃包子，二叔从来不去，当别人向他炫耀包子铺里的包子多么美味时，二叔总嗤之以鼻：你去尝尝我三嫂做的包子再咧咧吧！

凑巧的时候，母亲会为二叔送几个包子，二叔舍不得吃，每顿饭只吃一个。

后来二叔离开家门去外地闯荡，临走前给母亲磕了个头。

六

小时候喂我饭的时候，母亲手拿筷子一口一口地喂，这时，我最爱看她的嘴。如果喂我的是一大口，她的嘴也会和我的嘴一样张大，如果是一小口，她的嘴会轻轻的张开。我从她的口型也可以判断这一口饭的多少。如果嘴撅起来，那肯定是我不想吃的时候。我问母亲：娘，你又不吃为啥张嘴哩？母亲回答：儿啊，我替你使劲呢。

我长大了，不需要母亲喂了。每次吃饭，母亲总爱坐在马扎上看我吃饭，我吃大口，母亲也张大口，我张小口，母亲也一样。我喝粥，母亲会离着老远对着我的碗吹气，然后把嘴唇噙得扁扁的，学我围着碗沿儿喝汤，她是怕烫着我吧。喝完了，母亲长舒一口气，学着我的样子拍拍肚皮，轻轻地问：吃饱了吗？

我有孩子了，她还是那样张着嘴喂女儿饭。女儿掐奶了，每天不喝奶粉又哭又闹，没办法，只能以奶粉为主食。母亲看到后很着急，她说不能这样惯孩子。于是，每当女儿要喝奶时，她一边应承着，一边快步走到厨房，打开火，加水，放面叶儿，出锅前加点油菜或酸菜，滴入几滴香油，多放点醋，五分钟不到，一碗香喷喷的面叶儿便做好了。我说，我来喂吧。她问，你会不？

我学着她的样子夹起面片在嘴边轻轻吹一会，填到女儿嘴里。不一会，女儿笑起来，爸爸，你和奶奶都张嘴看我吃饭。我这才发觉，我受了母亲多大影响。我的嘴一张一合地看着女儿吃饭，母亲坐在一边也和我一样嘴巴一张一合。

女儿说，爸爸我和你一样都仿奶奶。

那一刻，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

七

母亲不识字，她用她无与伦比的厨艺让我们一家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做饭如做人，母亲用他的手艺煮沸了热情和对生活的希望。她做的每顿饭都影响到我做人的原则：随意、自然、不拘谨，还要务实。而支撑着一切的，是母亲超然的智慧和美丽的天赋，还有那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烟火。

感谢母亲！

苗寨路变

文/刘燕成

我的老家埂冲苗寨属于湘黔“四十八寨”之一，位于黔东南天柱县与湖南省靖州县接壤处，是古时湘黔盐道的必经之寨。我出生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沿海城市刮起，还没有吹进山村。但在时光的河滩里，如果细细一算，我至今离开埂冲苗寨整整20年了。当然，如果到县城求学仍不够远，仍算不得离家，那从我到省城贵阳上大学算起，也已离家整整18年之久了。18年，当又是一个年轻小伙了哩。

每逢节假日，二叔常打电话给我们，嘱我们回寨子过节。尤其快要过年时，更是如此。电话里，二叔总要说，水泥路修进寨子了，车子可以开到屋门口了。

因母亲去世早，加上我姊妹多，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肩上。在县城上高中时，为了节约开支，我常常从老家背米到学校。一蛇皮口袋米就有一百余斤，但我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肩上，扛着米爬坡过坎，到乡场搭乘从湘地那边开往县城的过路客车。后来五弟与我上同一所高中，我们哥弟俩一起背米上学，但五弟个小，力气不大，两个人的米由我挑，最重的一次好像有一百八十斤。我们沿着山路，慢步如爬，挑断了好几根木棒才到达乡场上，然后等过路客车，载到县城。次日，只觉得双肩热辣辣的，脱衣服照镜子一看，原来压破了皮，伤口上还淌着血水。

其实进寨的路，算起来并不遥远，因泥滑，路窄，坡高，弯道多，便就觉得特别难走。小时候便常常听人说，有人在这并不长的山道上，走着走着就迷失了。信奉迷信的乡亲们，请来道人，通宵敲锣打鼓，手舞足蹈寻仙问神，却在不经意之间，便见得那迷路的人儿，敲门进了屋。问他去了哪里，那人迷迷糊糊回答：山路林密，月高风疾，光线暗淡，绕了不少弯子，走到老屋背的对丫坡上去了，待得了天亮，方才又寻回了归家的路。真是够好笑的。

进寨的路是穿梭在一岭岭绿林之下的。因山高林密，别说夜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亦是阴森森的。反正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是极少敢一个人走的。加之常有人说起路途上的鬼怪故事，念起来，无不被吓得汗毛倒立。也有人，常在半路上便遇得天降横祸：走着走着就被路边草丛深处的毒蛇咬了，或是被树洞里窜出来的野猪追赶，只好一路狂奔，以求活命。

寨子里，不少人沿着这山路，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且，一些人还在外面发了财，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每每逢年过节，他们回来了，见了面，说着客话（普通话），老人们竖起耳朵仔细听，终是不明白别人说了什么，于是就免不了一番议论。老屋坎下的打卦老奶就常常说，这背时的娃，才出门几年，就不会讲苗话了，就忘了祖宗了。表叔阿贵，通过勤奋努力，一举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红色城市遵义工作，一路风风光光，我很是羡慕。于是自己便也梦想着考大学，到外面的世界去。此后，我埋头苦读，勤学上进，最终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的大学梦。且多年来，在逐梦的路上默默地奋斗着，先后获得过多项文学奖，出版了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集，成了乡亲们眼里引以为傲的青年作家和孩子们的活教材。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鲁迅先生也说，其实地上并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进寨的路，已经走了许多辈人，可就是不像路。村子里的人，围拢了来，一开口就是说路的事儿。有的怨愤愤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进了屋的媳妇都跑了，留下那么多光棍。有的激情高昂地说，要想富，先修路，必须把路修通。于是有的又接过话来说，寨子里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没有一个有反哺寨子的想法，只顾了自己日子过得快活。这些话，背地里我听了来，耳朵热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常常有人让二叔带口信给我，说我在省城工作，路子广，应为寨子里的路想想办法。二叔的电话打来，把乡亲们的话传递给我，但我穷尽自己所能，也只是给乡亲们指了一些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这条进出寨子的路，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了我的心病。在送父亲入土为安的那天，这条路，实在太沉重了。路窄，因下了雨，又油滑，送葬的亲人们艰难地攀爬在山道上。“走起，嚯嗨！走起，嚯嘿！”，抬棺的都是父亲生前亲友，他们有的比父亲年长10多岁，都是留守老人，是我一个一个跪请来的，他们因已年迈，不得不通过喊号子发力。作为儿子，我给父亲扶棺，一路上，我见到了沉重的棺木两头，已白发苍苍的堂伯和表舅，以及那些我并未熟悉的路人，也跟着来帮忙抬棺。这根本不是路，这是一条奔涌着悲伤的河。

自打父亲走了之后，我很少回寨子了。突然有一天，二叔在电话里说，县里打算修通“竹湖公路”（天柱县竹林乡至天柱县地湖乡），这条公路要经过寨子，三米余宽，全程水泥路面。此后约莫过去一个月，二叔又打来电话，说，水泥路修通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屋门口了。果然，在次年清明，我驾车返乡为先祖扫墓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寨子的变化。埂冲苗寨不但有了水泥路，而且小洋楼如雨后春笋，长在路的两旁，有不少高档车，停在小洋楼下，一些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牵着女人的手，在路上散步。在寨子宽敞一些的山湾里，我的亲人们正穿着漂漂亮亮的苗族服装，于月光之下翩翩起舞，悠扬的苗族飞歌暖透了整个山村。

历经改革开放40年，埂冲苗寨像极了一个民族风味浓郁的小城镇。